严飞 yanfei@fawjournal.net
“我就住在这个著名的无人理会的天水围”。
这
是刘国昌电影《围•城》里一句极为普通的台词,一语道出了香港最大的悲情和无奈。电影在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期间放映,故事以香港天水围社区为背景,讲述了
一帮隐蔽青年如何在挣扎之下沉沦犯罪的故事。这其中被导演所刻意聚焦放大出的黑暗和丑陋,与7月下旬公映的许鞍华新片《天水围的日与夜》形成了巨大的反
差。
《天水围的日与夜》也是一部将镜头对准香港天水围社区的电影,导演许鞍华意欲通过再现天水围两个家庭简单的日常生活,来展示出人性的温情。然
而当电影里出现独居婆婆为了省钱,只买十元钱的牛肉,炒出两碟菜心牛肉,一餐作两餐吃;寡妇母亲为了获得免费派送的纸巾,叮嘱儿子步行到很远的便利店购买
报纸这些小细节时,我们感受到的,依旧是天水围的叹息与辛酸。
天水围地处偏远的香港新界元朗区,是香港人眼中的“悲情市镇”:虽然该社区只有区区
二十七万人口,却是全香港最多内地新移民,最多失业人口,最多低收入贫困人士,最多单亲家庭,最多独居长者和最多青少年问题的社区;同时,这里也是全香港
就业机会最少,公共及康乐设施最少,社会服务最少,居民外出交通成本最昂贵的社区。在贫穷、失业、孤独、压力以及社会适应等问题重重影响之下,这里的居民
找不到合适的途径宣泄压力,悲观氛围郁积,于是就如同《围•城》的情节一般,发生了一宗又一宗震动整个香港的家庭伦常惨剧。
2007 年10
月,一名领取综援的妈妈把自己只有12 岁大的女儿和9 岁的儿子捆手绑脚,不顾哭泣求饶地硬生生从24
楼推下,随后自己跳楼,3条生命就此终结。2006 年7 月,3
名同是三十余岁的单亲母亲,相约其中一人的家中写下遗书说生无可恋,在屋内烧炭身亡;更悲情的发生于1999年10
月,一对夫妇因债台高筑走投无路,于是狠心地捆绑三名八至十二岁的儿子,一家五口烧炭而亡……
这一幕幕血淋淋的悲剧仅仅只是天水围众多不幸中最为
凄惨的——当我2002 年在天水围进行新来港人士辅导调查的工作时,就曾经一度为这里表面安宁之下的触目惊心感到绝望。然后6
年过后的天水围,贫困人士和新移民家庭的日日哀叹似乎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糟糕了,连歌手李克勤都在歌曲《天水•围城》里大声地唱到:“围住了的血汗围
住了的跌宕/围住了当初的厚望/越来越渴越来越觉/没能力去闯出沙漠。”
为什么总是天水围?天水围有如“人间沙漠”的悲情,又从何而来?
天
水围的前身是一片大鱼塘,自从1898 年英国租借新界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的村民都过着自给自足的渔农生活。1970
年代末,随着香港经济的快速起飞,当时的港英政府决定在新界建造以50
万人口为标准的高密度工业市镇,一则舒缓人口压力,二则配合香港经济的整体发展。在港英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天水围周边的鱼塘几年不到就都被填平,取而代
之的,是一座生气勃勃的新市镇。
结果天算不如人算,1980
年代大陆改革开放,香港制造业北迁珠三角,原本定位为工业市镇的新城,就这么瞬间失去了原有的工业活力,并提前为日后区内就业机会的缺乏埋下了祸根。到了
香港回归之后的1998
年,受到金融风暴的冲击,全城经济陷入低谷。为了缓解经济压力,当时的行政长官董建华提出每年兴建八万五千个居住单位的“八万五”房屋政策。
按照
当时的设想,天水围地区被规划成为供应大量居屋楼房的重要地段,但伴随着金融风暴影响的扩大,大量居屋迫不得已遭到停建,原有单位于是被改建成为接收低收
入家庭的公屋。除此之外,那些原本用来建立夹屋,满足夹心阶层(即收入不足以购买私人楼宇,又不合资格申请居屋及公共屋邨的中等阶层市民)住房问题的用
地,在“夹心阶层住屋计划”取消后,也被用来建立公屋。一时之间,整个天水围新市镇处处公屋林立,公屋居民的比例高达85%之多,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贫困
市镇”。
如果仅仅是物质上的困境,尚可以通过各种政策措施进行硬件上的改善,但精神上的困境却难以在短期内得以消弭。在一本描述天水围家庭主妇的
《天水围十二师奶》书中,曾为典型的天水围“师奶”总结出了如下特点:都是大陆新移民,文化知识水平不高,丈夫不是患病,就是在大陆包二奶;一个异乡人带
着子女在疏离的社区生活,不仅语言和文化上存在着隔阂,生活上也有诸多不便;最为要命的是,这些来到香港的新移民妇女,当初都是抱着对香港的巨大期许和希
望来到这里,但是香港不是天堂,天水围似是人间的凄苦地,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往往又无处找寻帮助,翡翠台的记者就曾尝试着晚上打社工咨询热线,电话转来转
去,就是没法找到当值社工。
也许在许鞍华的影像中,天水围依旧充满着温情与希望,但当《蝙蝠侠》、《街头超人》等商业大片在全香港各大小影院日夜
轮放的时候,《天水围的日与夜》却仅仅只能够在一家影院上映,并且映期只有六天:现实中的天水围就是如此孤零而少有人瞩目,而这也正是“悲情市镇”真正的
悲情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