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森·天下

梦里千百兵车行，
醒时漠漠一冷衾。
夜来豪雪深深踏，
早起赋诗浅浅吟。

――12.22.2004@人大

                                 （注：两篇投给《新京报》的评论文章）

    一边是“立法打击足球流氓”（10月25日《新京报》，A04）。另一边是“现代之后实德再度罢赛”（A20-21），林乐丰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在比赛暂停的那段时间里接到了无数个球迷的电话，他们都说只要我们重新开赛，他们就冲进场里去把裁判弄死”。这两条信息放在一起，引人联想：一是立法规范球迷行为正当其时，二是球迷在最近发起这场“足球革命”中，到底该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有共同喜好、聚集起来看球的球迷群体容易有集体行为，合起来为自己钟爱的球队加油喝彩，或哨音齐鸣或波浪舞动，是最常见的集体行为。球迷对足球的狂热正在其中――集体行为方可称为狂热，个人行为，只能说是痴迷。狂热是球迷追求的刺激之一，这种刺激会令人上瘾，进而球迷可能会为狂热所“挟持”，不能自拔。大部分狂热的集体行为是积极的，比如一齐喝彩，掀起波浪舞，都是足球场亮丽的风景。然而危险也来自这狂热。因为球迷对某些球队的偏好或倾向，一个球队的球迷会“同仇敌忾”，不同球队的球迷间则常常形成对垒，“同仇敌忾”和对垒的升级，就会出现一些“流氓行为”：展示侮辱性标语、条幅，围攻裁判员、运动员，向场内投掷杂物，等等。实德队罢赛时，球迷向林乐丰威胁说要打死裁判（“这些球迷说他们刀子棍子什么都准备好了”），再次说明我国的职业足球发展这么多年以后，“足球流氓”隐患的存在。其实早在两年前，韩国的《朝鲜日报》在报道当时发生西安的“球迷骚乱事件”（“3•24”事件）时，就忧心忡忡地称：“中国足球流氓约800万” ！

    韩国媒体的估测也许太过危言耸听（800万是球迷总数的10%），但是球迷骚乱等现象是确实存在的。参考英国、意大利等国的经验，为对付常常展现恶性集体行为的“足球流氓”，“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提出以立法来维持体育比赛的秩序，是正当其时的。

    这是想到的第一点。第二点，是球迷在“足球革命”中的角色问题。

    林乐丰在接受采访时搬出球迷的威胁来解释不复赛的原因。这给我们一个信息：原本罢赛是不尊重球迷，不顾大局的行为，现在乾坤大扭转，不复赛反而是顾全大局的做法。――真是人何以堪！

    这一方面是球迷“足球流氓”式的威胁，另一方面，则渐渐显出球迷在最近掀起的“足球革命”中的情绪来。本来以为所谓罢赛、所谓“革命”只是中国足协和各俱乐部之间的事情，现在看来，球迷的作用是万万不可忽视的。因为说到底，球赛是要通过取悦球迷而实现商业目的的。球迷去看球，是要寻乐子、找刺激，不是花钱找郁闷。足球职业化也好，足球革命也好，成功不成功，足协说了不算，俱乐部说了也不算，关键得看球迷的评价和球市的表现。球迷们向林乐丰传达的威胁信息，是“流氓”了点，但毕竟显示了球迷在其中的影响力：足球改革，怎么能没有球迷的事？

    不要以为希望中国足球好的只有足协和俱乐部，其实对中国足球最大的期盼在俺们球迷这里。所以提醒那些坐在谈判桌上力倡足球改革或反对中国足球改革的大老们，不要忘了广大球迷！


>推广规范化的现代汉语是中文传媒的社会责任之一
                 ――“咬文嚼字”比“文字更正”重要

    推广规范化的现代汉语，中文报纸有不可推辞的责任和义务，对发行量大的报纸，如《新京报》，尤其如此。

    因为在家时就是《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我对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北上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这份《新京报》有很高的期待。而《新京报》也确如所望，常常给读者以惊喜。然而未满周岁的她也常常令我读得很累，一方面是新闻内容庞杂、版面太多；另一方面，她的中文水准实在不敢恭维。此处只说后一方面的问题。

    《新京报》次版的“更正与说明”坚持至今，是颇为难得的。但是“改正与说明”摆在版面上，主要是表明一种严谨的态度罢了。没有什么重大的错误，读者是没有必要理会它的。并且，光是这点“文字更正”，于推广规范化的现代汉语、提高《新京报》的文字水平，作用实在有限。因此我建议，“文字更正”不如“咬文嚼字”――请读者指出报纸在文字语法上的纰漏。一来可以让读者在文字上每日有所增进，二来更能鞭策记者和编辑提高文字修养，从而在推广规范化的现代汉语方面，有所贡献。

    以笔者对文字的敏感，姑且以10月4日的报纸来做靶子，挑一挑《新京报》在文字上的毛病吧。

    首先，请不要用杜撰的词汇。“罢赛事件风波暗涌”（头版，头条副标题），句意上的夸大之嫌就不说了，不知“风波暗涌”这种组合语出何典？不要争辩说“风波”是指“风”加“波”，“风波”一般只用比喻义，就是比喻人事的变故。如此一来不仅“风波暗涌”搭在一起不伦不类，“事件”后面紧跟一个“风波”也“名不正、言不顺”。而“昨天的最低气温更是掉落在10℃”（A03，《京城红叶变色期提前》），“掉落”用来指气温变化，真是够“新鲜”。此外，薛涌的文章是好，但是说“以胜败论英雄”（A02，《布什会先输后赢吗》），终究不如“以成败论英雄”来得地道。

    其次，请用规范化的搭配。“中短途旅客过总数一半”（A03）、“重整圣西罗球场，缴对手的械”（A23）、“打假人较真药物牙膏‘疗效’”（A06），分别在“过半”、“缴械”中间生生插入文字，不知所谓；而“较真”一词，又怎么可以接上宾语？“近8成脑中风”――成数的表述，只能用中文，请不要拿阿拉伯数字来嫁接。

    再次，请不要用词“粤语化”。“搞掂马来，搞掂世青赛”（A22），“搞掂”一词是纯粹的粤语，加上此处表示赢得比赛，就更进一步，是俚语用法了。真不知道编辑为何要如此运用。而且，“马来”似乎不是“马来西亚”的简称吧？

    最后，“黄栌、火炬等红叶树种已遍布京郊山区主要风景旅游区周围和公路两侧，都可与香山媲美”（A03，《京城红叶变色期提前》），明显是个病句，都不知道是什么在跟“香山”媲美。“对于这所有的一切，人们开始习惯于一个经济用语来概括……”（A02，《赋予“黄金周”独特的文化内涵》），这句可谓“破烂”，病灶不止一处。“但现实中，治理公车私用给人的感觉总是说多了，做少了――文件发了不少，可真正拿出行动或措施却很少看到”（A02，《根治公车私用：增加违规成本是关键》），“拿出”和“看到”都是画蛇添足。……

    上列错误，所在多有，不再赘列。我可以理解记者为了保证报道的时效性，在文字上稍为随意一些，但是编辑却不能不担负起文字润色的责任。

    推广规范化的现代汉语，应该是中文传媒的社会责任之一。读者不仅期待报纸“负责报道一切”，还期待报纸用干净利落的规范化的汉语来传达信息。报纸有条件去“创用”、“杜撰”一些词汇，却不值得也没有必要在文字上“耍花样”，因为那常常会弄巧成拙。而在规范化用语方面，则有赖于全体记者和编辑文字修养的提高。将满周岁的《新京报》要提高自己的档次，必须在文字上下功夫。

有一个人很害怕死亡。 
他心里想着：「死亡是在前面呢？还是在后面呢？」 
他想到：「人总是在往前跑的时死亡，例如飞机失事、车祸丧生。 
所有的动物也都是在往前逃命的时候，被捕杀的。 
从来没有动物是在后退时丧生， 
所以，死亡是从后面追赶的。」 
他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 
「要避免被死亡追上的唯一方法，就是走得更快速、更匆忙。」 
于是，他每天总是行色匆忙， 
不论是吃饭、工作或走路，都比从前的自己快了三倍。 

有一天，他匆匆忙忙的赶路时，突然被一个白胡子的老人叫住。 
老人问他说：「你如此匆忙，是在追赶什么呢？」 
他说：「我不是讲追赶，我是在逃开呀！」 
「逃开什么呢？」老人问。 
「逃开死亡！」 

老人说：「你怎么知道死亡是在后面呢？」 
他说：「因为所有的动物都是在往前逃命被死亡追上的。」 
老人说：「你错了！死亡不是在起点时追赶，而是在终点时等候的。 
不论你跑快或跑慢，都会抵达终点。」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就是死神呀！」老人说。 
那个人大惊失色：「你今天出现，莫非我的死期到了？」 
死神说：「喔！你不用害怕，你的死期还没有到，只是你一直跑得太快， 
我的兄弟「活着」一直向我抱怨赶不上你， 
如果你不和他会合，和死亡又有什么两样呢？ 
他特别请我通知你慢一些呀！」 
「我要如何才能和「活着」会合呢？」 

死神说：「首先，你要站着不动，把心静下来 
然后你要环顾四周，用心体会、用爱感觉、用所有的力量来品味，活着就会赶上你 
了。」 

当他把心静下来的时候，老人说：「你回头看看，我的兄弟来了。」 
他一回头，老人不见了，却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的、美丽的街景。

因为家在乡下，我的第一张玉照，要等到学步期才出现。

城里的孩子可不一样，现在的城里的孩子更不一样，现在的城里的把拔玛麻更更不一样，宝宝一生下来，就迫不及待地给他拍写真，相机、DV齐上阵。再摩登一点的，就为宝宝建一个主页，在网上安一个虚拟的家。

有一次教师节，我们拜访初中的一个Miss，她拿她宝贝的相册出来shine。那真是蔚为壮观，厚厚的几册，每张照片边上都有精心写就的旁白。我拿起一张来，说：瞧，人家宝贝第一张玉照就是裸照来着！哄堂大笑。

潘石屹给他的宝贝女儿写日记，打孩子在娘胎时写起，到孩子15岁时打住，“孩子长大了，她的世界应该由她自己来记录”。

现在的把拔玛麻都有这股劲头。记录宝宝就是记录自己，写真宝宝就是写真自己。

仿佛宝宝在长大，把拔玛麻也在长大。而世界却是流转、流转，无所谓成长。

我想如果我有了宝宝，我就不太可能殚精竭虑地为他留下数量可观的影像，我也不会专门为他的生活加注、结绳记事。把拔玛麻为我照下的图片实在太少太少，我的童年却无比鲜活，鲜活在自己的回忆加想象中，和把拔玛麻的口中。假如我是把拔玛麻，我也不太愿意让相机和DV阻挡我的视线。宝贝就在旁边，用不着温习他的过去。

我去旅游，不带相机。因为相机让我误以为那些好东西可以带回家，而不懂得在当时就品味个够。我有眼、耳、口、鼻和手脚，用不着相机来替代我的感觉。

宝宝在院子里玩，她在地上的沙堆掏了个洞。下雨了，玛麻喊她回屋，她提了个要求把玛麻难住了——“玛麻，帮我把洞搬回房里去！”

我是看郑渊洁长大的。在《有鲠在喉》那篇童话里，把拔突发奇想，让全家和自己一起去自己出生的医院，看自己的出生记录。当把拔和全家一起看着把拔第一个脚印、读着刚出娘胎的把拔体重几何、身长几何等数字时，空气都凝滞了，场面何等令人震撼！郑渊洁是想让今天的“大人”们知道——你们也曾经小过。

是的，我们都小过。有了宝宝也许会令把拔玛麻再小一次——也许相反，令把拔玛麻开始长大了。无论如何，把拔玛麻迫不及待地要再小一次，或者快高长大。有一天我们都会全副武装或手无寸铁地等待着自己的宝宝呱呱坠地，我们可以给宝宝什么呢？

把拔玛麻有权给任何东西自己的宝宝吗（尽管以爱的名义）？

我不知道孩子在镜头环绕的环境里长大，会不会有什么不同——会很上镜？很懂得做秀？

我不知道，亦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权力给他的每一天写真。太多的影像或会令回忆变得丰富却苍白，太多的记录或会令生活失去真实——把拔玛麻，和宝宝，将生活在文字和图像建构的空间里，而不是生活在活生生的想象空间里。


本文为答谢宝宝乐园的笨笨而作，笨笨给了阿森一个珍贵的Gmail邀请。

    薪酬管理的文老师建议我们考虑：杨利伟应该拿多少钱？刘翔应该拿多少钱？

   首先，权当这是个管理问题（薪酬管理）吧――这意味着我是有关机构（航天管理机构或体育总局）的管理者，有给他们发薪水的权限，并且我是应该把“应该拿多少钱”和“实际拿了多少钱”或“值多少钱”的概念分开的。

   “应该拿多少钱”是组织内考虑的问题。组织内的资源分配与组织结构和薪酬制度息息相关。其中，薪酬制度是可以设计的，组织结构等特质已然生成――组织战略也很明确了。杨利伟所在的组织，是军队性质的，集体主义意识浓（神五上天居功至伟者是幕后技术人员、工程师、科学家团队），而最高战略是发展我国航空事业。他的这个事业（行业）的市场化（商业化）程度是很低的。刘翔在国家田管中心训练，因为项目是跨栏，所以只是单打独斗，虽然也有很多人为他服务，但是能否取得成功最终要靠自己，这样的话个人主义意味会强烈一些。但是在国家田管中心训练并没有太多的自由（起码不能说转行就转行）。田管中心的战略是力图使我国田径运动取得发展（针对竞技体育，大众体育是否囊括在内待考）。

    两个组织在战略上的相似之处，是它们都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所谓为国争光、振奋人心。

    战略是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薪酬制度（基于什么付酬、付多少，怎么支付等）应该支持战略，具体是通过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并激励人才来实现的。

    其次，他们的薪酬应该以什么为基础？

    一是他们都取得了成功，需要给他们奖励，这是基于绩效的；二是他们的职位重要，应该给一份较高的工资（有多重要需再加分析）；三是他们因为成功，自己的能力（或者说个人价值）已经大幅提升，应该付钱给他们的能力，以便留住组织大核心竞争力。在我看来，三种基础都是需要考虑的――结果应该是一个综合。
    比较而言，两人的绩效和价值都极高，只是职位的相对重要性方面，刘翔为高――他是绝对的主角。

    再次，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思考，为他们支付薪酬的目的，是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并激励人才。两个组织吸引人才方面的难度都不大，毋需太多考虑。但是留住人才相对难些，杨利伟的薪酬问题关系到整个航空团队――我们不仅仅是要留住杨利伟，更重要是留住幕后的航空精英们，这是一个集体，杨利伟不能太卓尔不群――以免损害内部公平性，可以让杨利伟代表团队取得非物质酬赏，而不能让他的物质酬赏高出幕后英雄太多――这就确定了杨利伟的薪酬不会是天文数字。刘翔就不同，他的成功主要靠个人，我们要留住他，没有他其他人都是垃圾。特别的是，刘翔极富明星潜质――他转行的收益会不菲，所以为了把他留在田管中心，需要付较多的薪酬。激励方面，杨利伟不是主要的激烈对象――主要激烈对象是航空团队。另一边，刘翔是绝对的激励对象――我们指望他2008再次跨越。从激励来说，刘翔应该得到更高的薪酬。

    我想薪酬制度可以有三个取向，一是过去取向――视乎过去的绩效付酬，二是当下取向――视乎当下职位付酬，三是未来取向――视乎留住并激励人才的难度和价值来付酬。相形之下，未来取向是需要重点考虑的，这是因为组织战略尚未最终实现――或者说尚须更进一步，现在不是散伙了要分家产，二是要踏上新的征程。

    还是要考虑组织特质――两个组织都不是市场化程度较低的组织，成员没有进出的自由，组织有政治资源可资运用，所以留住人才方面，可以省下一些钱。但是激励却不能省了。同样因为组织有动员政治资源的能力，所以可以极大地以非物质酬赏代替物质酬赏。

    最后，单独考虑：杨利伟应该拿多少钱？刘翔应该拿多少钱？支付方式为何？

    杨利伟会代表航空团队享受许多非物质酬赏（晋升上校、十大杰青、航空英雄等头衔），而物质酬赏应该与航空团队核心成员差不多。可以通过评估杨利伟在航空团队中的相对价值来衡量他的价值。因为飞天成功，杨的个人价值提高了，所以可以委以重任，月薪是应该比以前更高的。可以一次给予非物质酬赏，分期支付物质酬赏。

    刘翔也会获得数不清的非物质酬赏，他个人价值高于杨利伟，但是高不过航空团队。杨利伟是代表航空团队获得非物质酬赏的，所以会比刘翔多。体育总局要给刘翔的绩效付较高的物质酬赏，物质酬赏由项目的含金量来决定。获得冠军之后，刘翔的职位没有改变，不必为其“当下”付更高的薪水。个人价值是提升了，田管中心要付高薪，以免他转行、或者参加太多的商业活动。

     总结言之，两人都应该得到一次性奖励――杨利伟以非物质为主，刘翔以物质为主（前者的非物质酬赏是国内给予的，后者的非物质酬赏主要来自国际）；两人的价值都提升了，应该获得更高的薪酬；杨利伟的职位会改变，更形重要，这会使他获得更多的薪酬。在考虑薪酬的过程中，组织特质的影响是很明显的――组织拥有很多非物质酬赏可以运用，组织有政治资源来限制两人的去留。

    此外，培养两人的成本是否应该计算在内？我觉得是不需要的。职员在组织中工作，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耗费的资源，应该算在组织的成本里面。组织成本较高，不是削减职员薪酬的理由。从统计上看，常常是高薪高位者耗费组织资源最多！

　　北京又要申办奥运了。我在北京生活过40年以上，是个超级体育迷，写过30万字的体育评论文章。但迄今为止对申办奥运我未置一辞，原因是我陷于深深的困惑中。
　　去年我加入到冬泳的行列。冬泳人不仅性格硬朗，且幽默善侃，下水前总要神吹一阵。某日聊到申办奥运，一位来冬泳的武警，一本正经对大家说：“北京如果申办成功，北京人一人长一级工资，开奥运会那个月，外地人不准进京，北京人放一个月假不上班，白拿工资，‘但是’――不准出门。”大家轰然大笑。无疑他是对北京每逢盛典整顿秩序的方式聊发牢骚。而我的困惑也正在此。奥运会乃全世界人民共同参与的节日，如果北京申办成功，参与者包括北京人、外国人，自然也要包括外地中国人。如果这时候外地人不能进京，乃至在京打工的外地民工也要遣返，而我们身为北京人就成了高等华人，怕是也要为这高于同胞们的身份而汗颜。“承诺”一词在社会上颇流行过一阵，我想，申办奥运我们不仅需要向世界――其实是外界作种种承诺，同时也应该向国人，向全体中国人作一些承诺。世界杯期间法国政府在球票上与外部世界的冲突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我同意各国人士的抗议，但也赞同一个政府把本国公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稍稍得罪了外界。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由我这种主张的人操办，还能不能说上述的大话？如果不对内搞“关门主义”，北京的路况、旅馆能否承受奥运的超级负荷？我承认一个城市应该有“门坎”，问题在于它是人造的门坎还是自然的门坎，是看得见的手还是看不见的手造就的门坎？

　　文学史上有过这样一段逸事。少年白居易初到长安，托人将诗集呈送某公，以求提携。此公看到诗集上的名字脱口而出：“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句戏言中暗含着一个真理：价格系统是可以约束和调节城市人口的。中国大城市的管理者之所以不敢放弃城市门坎的人为建造，是因为我们的城市早已丧失了那道自然的、无形的手造就的门坎。改革开放前30年中，以户籍制为基础的严格的城乡二元机制是与政府优待、偏袒城市人的政策相配套的。它对城市人的福利政策表现在方方面面：粮油票制，低价格的房租、水电、公共交通费用，等等。这一政策的前提是，城市人不可随意增长，农村人不可进入城市，否则政府吃不消。改革开放后的情形是，农村人可以到城市打工了，而政府对城市生活的多数补贴却迟迟没有让位于市场。因而它畏惧城市中外来人口的膨胀。首都对秩序的格外需求和高度敏感，更使它不时将外地人清扫出门。这一手段对排解管理者眼下的压力是如此必要，与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却又是如此不协调。改变这一窘境的唯一办法是政府甩掉包袱，让每个城市人承担起市场经济下自己生活的负担。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走出这一中国特色的怪圈。

　　但是改革需要时间，而奥运的申办近在眼前，举办（假如申办成功）也不遥远了，又该如何呢？那将是为众多的外宾和爆满的内宾共办的一桌宴席。委曲内宾是不妥的，没有内宾的热忱奥运是不会圆满的。动员内宾为外宾腾些地方，几乎一定会发生，而那是决不可以生硬和鲁莽的。 

→有条件支持与反对

　　以上文字写于大约一年前，不能见容于中国国内报纸，故置于抽屉多日。今日抖擞精神，续说这一话头。

　　从上面文字可见，我是一个“有条件的支持者”。社会上存在着一些“无条件的支持者”，是我所能够理解的。但若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是“无条件的支持者”，就超过了我理解的范围。

　　从媒体上看到国外很多申办城市中的反对派。该申办城市并不以此为耻辱，为遗憾，当然他们更奈何不了人家的立场和言论。还看到媒体在我国申办的报道中称，中国的申办得到了全民的支持。中国这样大，我不相信没有反对意见。开句玩笑。如果我是申办的策划者，一定留出宣传空间报道一下反对派，暂时没发现就更稀缺了，更要千方百计派人去找反对派。一个大社会，有了反对派和不同意见，才是真实的，才像那么回事。如此搞成的申办报告才接近真实，才有竞争力。

    我在电视上看到悉尼奥运期间，一个澳大利亚公民对摄相机说：她不喜欢奥运，反对在悉尼办奥运，因为奥运打破了这里的安宁。听到这一平凡女子的言论，我感到欣慰。记者们对这一不谐音的披露，使我们看到了自由的、真实的悉尼。没有人会谴责这位平凡的女士不爱国。相反，国家应该爱这些公民，体谅他们种种世俗的心理。 

→账单

　　我是有条件的支持者。我希望申办者能像对外界一样对内部承诺。对内需要作出特别交代的是开支。这不是公司行为，这是国家行为。国家行为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有知情权。如果收支能平衡，纳税人在经济上愿意接受。如果能赚些，自然更好。如果赔得不多，乐趣和名誉上挺过瘾的，纳税人仍有可能同意。但应该把预算的账目一笔笔讲清楚。不要盲目地认为外国办奥运能赚钱，中国办奥运就也一定能赚钱。别忘了，奥运赚钱只是晚近的事情，奥运赔钱的历史远比赚钱的历史漫长。都来关心奥运的账单，会抑制赔钱的因素。无条件的支持者能够作到无论赔多少钱都照样支持吗？否则就和笔者一样是有条件的支持者了。

→奥运对北京的负面影响及挑战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尽善尽美的，更没有不要钱的午餐。当我们得到了某项好处、利益时，一定要思考其代价。奥运对北京的好处甚多，但也有代价。

　　其一，宏观和长远的看，北京不宜膨胀，不宜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体育等等一切的中心。那样必然太大，难以负重。而奥运必将推动北京膨胀。

    其二，急速建立的城市容易粗糙，缓慢建立起来的建筑群落才有特色。一方面因为慢工才出细活。另一方面同一茬人在审美上无论如何比较接近，造不出多样化的建筑。因此短期内突击出一大批建筑，对北京不完全是好事，要格外当心。

　　其三，奥运希望运动员村距离体育场馆越近越好。但体育场馆“扎堆”在生态上是不平衡的，是浪费。因此我们无论如何要兼顾长远。最好为奥运新建的体育场馆能放在大学一些，促进奥运会后大学体育的开展。

　　奥运还将使北京前所未有地面临一些挑战。

　　在硬件方面首当其冲的是交通。我是反对在中国大城市中发展私人轿车的代表人物。曾经邀请李慎之先生就私车发表一点看法。李先生说：“我不谈，谈也没用。这事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就回头。”我曾参加过一次北京交通问题主管领导出席的交通咨询会，该领导的开场白是：“限制私车和发展地铁的建议请诸位免谈，我没有能力做这两件事。”这无异于堵了专家的嘴，因为多数与会专家认定，不做这两件事北京交通的改善是无望的。七年后的奥运或许正是一堵“南墙”。李先生所说撞了南墙就回头，此其时也。修地铁要大钱，筹钱无疑是天下最难的事情之一。但且不说我一向不相信我们在如此重大的基础建设上真的无法融资，至少我们可以说，奥运将为北京大规模的地铁融资提供最大的理由和便利。

    在“软件”方面，我认为面对的最大挑战不是对待外宾，而是对待国人，非北京户口的中国人。常驻北京的外来人口太多了。他们为北京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北京对他们未必算得上礼待。每遇国家庆典，便要清除外地农民工。我猜想，奥运举办前夕大约也少不了这一出戏。我理解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人少好办事”。但希望能改改“软件”，即这事不要做得简单粗暴，相反应该尽可能文明礼貌，比如市长作个电视讲话，对需要暂时停工离京的人表示一些歉意。我们都希望奥运期间北京人能显示出五千年文明古国应有的文明礼貌。礼的本质是善待他人。而礼的发生和建立是由近及远的，是从善待国人、家人开始的。

§个体户发了

安徽凤阳的十八户农民把地分了不久，城里的个体经济开始萌芽，并且得到迅速发展。最初，从事这一经济形式的主体，多是劳教释放人员和城市待业青年，做的都是零敲碎打的小买卖，所以，他们常常遭到人们的白眼。不过，从「个体户」到「万元户」的称谓转变，有史以来第一次动摇了那些国家正式职工对于自己体面职业的信心。

§兼职赚了

与广州最早出现靠体力或关系兼第二份工的「炒更者」有所不同，「长三角」那些凭借自己的专业技术，在本职工作之外拿高薪的「星期六工程师」，可能是促成国家出台一系列允许国家公职人员兼职政策的关键因素。兼职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的人才观念，此外，因为兼职，中国人的休息时间越来越少了。

§下海疯了

以前，人们对「好工作」与「坏工作」的区分原则，跟收入的多少没有多大关系。当人们意识到收入是考核工作价值极为重要的标准时，下海经商做「倒爷」便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风起云涌，个人开公司之风大热于天下，创业的观念开始融入很多中国人的个人理想。虽说大发的人不如想象的多，但人们彻底修改以往对于职业的评价，经商被视为最好的职业，商人成为时代英雄。

§工资浮动了

铁板一块的工资，在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分切成相对固定的基本工资、职务津贴和浮动效益工资等几块。工资结构的变化，至少让人们明白两个道理：每个工作者的能力是有差别的，能者自然多得；干多干少是不一样的，多劳者当然多得。平均主义观念得以动摇，竞争观念得以强化，大锅饭不砸自破。尤其是当浮动效益工资超出基本工资时，内地人的工作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起来。　

§告别单位了

单位对于内地人不容置疑的重要性，因为停薪留职的出现，开始弱化，进而瓦解。这一曾在有限范围内实行的弹性制度，反映了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中的务实、谨慎和尴尬状态。尽管如此，从停薪留职到后来的聘任制，内地人艰难地完成了由「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身份转变。调换一个工作单位，不再是由一个生死攸关的公章决定，人们对于工作开始有了更多选择权，随后实行的公务员制度改革，更使中国的劳动人事制度趋于完善。

§铁饭碗砸了

以前，一旦获得工作，便可以高枕无忧地把一份工作守到退休。后来，人们发现，工作有了还可能丢，丢了还可以再找。对于社会主流人群而言，失业不再是天大的不幸。弱势人群失业后，政府会营造新机制，使之再就业。辞职、应聘、跳槽……人才市场、职业中介，作为一个行业，方兴未艾。

§不包分配了

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改革，加速了人才作为一种社会资源的市场化进程。双向互动选择的必然结果是，大学生成为内地职场第一批高素质的自由人。只要你有能力，工作是可以挑选的；作为一个被挑选者，你必须面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和竞争的考验。在获得自由的同时，相应承担更大的压力，中国人的职业意识更加职业化。

§外企进来了

外企的进入，对于普通白领而言，是实现稳定高收入的最佳机会，外企是提升他们职业素质、专业视野的绝佳渠道，是拓展其人际关系、提高其身价的新途径，是获取身份优越感的重要条件。外企影响力的日益增大，使白领身份具有更多的国际化色彩。

§MBA火了

作为一种舶来的教育模式，MBA让很多人明白，这是一张与其它文凭不同的文凭，它是职场中少有的可以直达企业管理层的快车票，又是重新编织高级人际关系网的重要资源。如果说本科教育使一个大学生变成职业人，MBA则使他精英化。尽管MBA今天有点过剩、有点注水，至少大家希望它是真的。

§自由职业者出现了

自由职业者将自己从被动的雇佣关系中解放出来，以一个独立的供货人身份，把工作中的各种关系还原到最简单的地步，自己成为彻头彻尾的工作游击队员。自由职业者对自己的能力有着充分的自信，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不休息，也可以不工作，他们把工作和生活的距离拉近到几乎为零的程度，自由职业者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再也没有人逼着你退休了。

◇转自大公报>副刊>大公园， 作者 海马

“奇迹”、“胜利”、“梦想”……“奥林匹克”。

当刘翔“飞翔”在田径场上，“跨越”中国人、亚洲人、黄种人的弱项，而成就他“飞人”的梦想时，没有人吝啬他/的赞美之辞。

预赛、再预赛、半决赛乃至决赛，看着刘翔一路跑来。赛道上的表演何其短也，跨越的那一刻又何其恒长也。

在一次又一次的赛后采访中，刘翔的对答所表现出来的自信，在我看来，尤其具有明星特质。他的口才比别的冠军好得太多了，他的气质在中国奥运军团中是那么的卓尔不群。

蹩脚的体育主持人问得何其没有水准，但是他们把“阳光男孩”、“风之子”的称号给了刘翔，倒是差强人意的。

在我看来，刘翔的迷人之处，在他那具有明星气质的自信，在他那“飞翔的梦”。

奥林匹克是明星般的飞翔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