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利民”就是“弗里德曼”，是Friedman的粤语音译也。
Friedman是个如雷灌耳的姓氏，是我知道却需要更多了解的先贤。
《两个幸运的人》，厚厚一本，译成中文近60万字，看了两个月还没看完。
一个多月前，在深圳，随手翻开香港的报章，赫然读到Friedman为香港放弃积极不干预政策而惋惜批评的文章，大呼“香港模式的夭折”。
那时觉得，这个九十好几的老头，一定老而弥坚。
没想到这么快溘然辞世。
转张五常的悼念文章，表达一种微妙的情绪——不是哀痛，怀念也无从谈起，有一点点错愕，也有一点点惋惜。
没有谁不希望他长生不老；没有谁不知道哀伤的一天会来临。凌晨五时电话铃响，我感受不好。是自己太太的声音，更不对头。「什么事？」「米尔顿去世了。」静寂了好一阵，太太说：「你的朋友都要知道你怎样想。」早一天她飞到上海去办点事。
消息来得有点突然。两星期前我们还跟米尔顿通信，他还是那样清晰。五年多前在他三藩市的家相聚，我说他的智力还高人几级。他说：「史提芬，不要说言不由衷的话，教了你那么多次还不记得。你不可能不知道我当年是怎样的。」我当然知道。认识佛老时他五十出头，行雷闪电，如神似鬼。二十多年后带他畅游神州，相聚了两个星期，感受上他的思想依然不凡，但没有把我吓得要命，不知是我有了长进，还是他缓慢了下来。当时他七十六岁，做过两次心脏大手术，对我说：「史提芬呀，思想是脑子运动，跟任何运动一样，几天不思考脑子会退化。」佛老乐天知命，但岁月无情，五年前的他，与四十年前的神鬼说不可同日而语。
我不想在这里说佛老在货币理论上的贡献，或比较重要的在价格理论上的贡献，或更上一层楼，说他对人类自由作出的贡献。众所周知的事不谈算了。外人不知，但今天行内还活着的古人，都知道佛老曾经是二十世纪的一个统计学天才，也不用多说。说长少之交，说教导之恩，说一点温馨的回忆吧。
我结婚是由他老人家穿上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袍主持婚礼的。他的太太萝丝代表着我卧病在床的母亲。婚礼天下独有，历史没有出现过。请柬由张滔设计。这个鬼才拿着莫扎特歌剧《费加罗婚礼》当年的广告，照板煮碗，男女主角改了名字，而导演变为佛利民。艾智仁收到请柬后，给我电话，夸夸其谈，说整个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系，只有他一个是天才，解通了那广告是结婚请柬。
婚礼在我亲自设计建造的园林中举行。你道佛老说什么？他说：「今天的婚礼史无前例。结婚的一个是佛教徒，一个是基督徒，而我是犹太人。我说你们结婚就结婚！」亲吻我的太太后，转向我说：「你吗？我不吻！」这是佛利民，言出由衷。
去年我七十生日，广州周燕提到我教她在学术上不能说半句假话时，声色俱厉，使她有点怕，而长沙朱锡庆则说因为我永远不说假话，使他有恐惧感。是佛利民对我的影响，希望会在中国传开去。衷心话不容易说。形势所逼，灵魂之价要下降时，我会想到佛利民，于是把心一横，哪管给人家杀了，说自己相信的。佛老比我高明，他笑口常开，要杀你时先说：「对不起，我恳求不同意……」我可没有这种礼貌与耐性，会说：「蠢到死！」也是言出由衷，但众人皆欲杀矣。
十七日清晨太太打电话给萝丝问候。我却要拨好几次，接通已是我们的中午时间了。萝丝很安详，九十多岁，记忆好，说话清晰，彷佛是四十年前我认识的她。跟她谈了一阵佛老对中国的贡献，对她说中国的市场比美国的还要自由。她高兴，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她听到很多。
佛老谢世，整个地球给我有轻微地震的感受。美国的媒体不断广播，加拿大的姊姊来电话，说那里也播个不停。一位同学把我写过佛老的十多篇文章放到网上去，扩散开来，中国青年的反响感人，一些说要学佛老做人，一些要把他的思想发展下去。
我们不容易想象一个比佛利民更伟大的人生。生于一九一二，他度过的日子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大时代。科技猛进，战争无数，什么主义都出现过。上苍有眼，看中了一个长得不高的人，把所有应付这些大争议需要的天赋都给了他。他于是站起来，寸步不移地为人类的生活与自由辩护，到死为止。
二十世纪的主义之争，不是因为佛利民的存在而起，但却因为他的存在而消散了。他站在那里没有谁不知道，我想，既然大家知道，他会永远地站在那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