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华闻大直播，报道“超生贵族”现象，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周孝正教授作连线评论。
事实上是电视台有自身的立场，对该报道也预设了立意——“在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下，有钱人却可以超生，恐怕会有损社会公平吧”。
不知道是因为电视台和周教授未沟通好，还是周教授有意曲解电视台的立意、执意提出自己的意见，说最想说的话，“主播”谢亚芳和周教授的对话一直没有对到一起去。
概括而言，周教授对富人花钱多生小孩的分析评论，一是多生情有可原，二是不仅富人可以生二胎，而且是所有人都应该有生二胎的权利（也就是主张全面开放二胎）。
对周教授了解得多。听过他不少课和讲座，明白他的观点。看他“一根筋”地自说自话滔滔不绝，而谢亚芳“引导”不成，左支右绌，令人忍俊不禁。
周教授说，爱情、友情、亲情，少了爱情会痛苦，少了友情很遗憾，少了亲情生不如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孩子的成长需要玩伴，而最好的玩伴就是自己的手足、兄弟姐妹。一个小孩太孤独，于成长不利。所以富人也好、穷人也罢，生二胎是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周教授会觉得不仅富人可以生二胎，而且是所有人都应该有生二胎的权利？
原来人们长期以来的有一个误解（确切地说是被误导了），那就是“计划生育的政策使中国少生了3亿人”——这个结论的谬误，在于其是以1970年的出生率为参照、而不是以1980年的出生率为参照的。
1970年代初期，我国的总和出生率高达5.81‰，当时周恩来总理对计划生育问题有过这样的指示：一个不少，两个刚好，三个就多了。换言之，生育政策的基调是两个孩子；实施这项政策后，我国总和出生率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80年的2.24‰。
1980年，周恩来提出的基调被改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但到1990年，中国的总和出生率却提高至2.47‰。可见独生子女政策对控制人口数量作用不大。
周教授还驳斥了人口众多导致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等论调。
总而言之，周教授主张开放二胎制。
媒体自有立意，学者自有话说。水油不容，场面尴尬。
学者的倔强，是很可爱的。
